接受《财经周刊》记者采访时，王进刚刚从山东某城商行的对公信贷业务部调至风险管理部，专门负责不良资产的清收和管理。谈及近几年的工作体会，他感慨，“仿佛在经历一次漫长的寒冬”。

这背后，是中小银行奋力挣扎走出寒冬、迈向新生的共同命运。

5月至今的短短三个多月内，已有三家银行被监管层实施托管或战略重组——包商银行被委托至建行托管；锦州银行引入工银投资、信达投资及长城资产；中央汇金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入股恒丰银行。

似乎突然间，中小银行被集体置于聚光灯下。事实上，中小银行的问题由来已久，罚单、股权流拍、评级下调等问题早已在业内引发关注。

有分析认为，以地方政府及企业债务问题的周期性困难为“导火索”，到明年年底之前，债市流动性趋紧或将造成部分中小银行流动性紧张，类似的托管或战略重组事件大概率仍会发生。

“这不一定是坏事。”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钱军说，经历“刮骨疗毒”之后，中小银行或以新的队列和姿态，迎来新生。

包商银行被托管，是捅破窗户纸的那一刻。

“明天集团合计持有89%的股权，我们也是看了央行披露的信息才知道。”包商银行北京分行某部门负责人表示，实际不良率、拨备覆盖率等数据也是一概不清。

这只是中小银行问题的一个侧面。整体来看，中小银行存在着诸多经营困局。

一是公司治理不完善。许多农商行的高管仅是短期借调、代理或指派任命，对当地经济结构、产业人文并不熟悉。

“有些根本不懂金融，连巴塞尔协议都不知道，怎么管理好银行？”一位城商行行长李明无奈地说。

甚至，一些中小银行已变异为地方政府、大股东的“提款机”，包商银行就是典型代表。“因此很多风险事件表面上是信用风险，本质是操作风险。”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陈嘉宁说。

二是行政色彩过重，致使业务“跑偏”。前述包商银行负责人告诉记者，其所在部门近九成业务是行领导授意而非自主开展。“我们做的不是市场化业务，而是领导指派的任务。”

三是负债结构欠佳，同业负债占比过高。此前，同业业务曾是中小银行实现跨地区扩张的重要工具之一，也造成了中小银行对同业负债的高度依赖。

随后，金融去杠杆、削减同业套利的监管政策，直接导致中小银行“断粮”。公开信息显示，截至2018年9月底，包商银行同业负债占比约44%。截至2018年底，龙江银行、贵阳银行的同业负债占比分别为34%、31%。

这使得部分中小银行只能通过投资高风险、高收益资产或进行错配，以弥补前端高额的资金成本，却造成了风险的进一步积聚和叠加。

四是资本金呈现缺口，亟需补血。截至2018年末，桐城农商行母公司口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降至0.23%和2.28%，均严重低于监管要求；截至2018年6月，贵州乌当农商行的一级资本与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甚至跌为负数，均为-1.36%。

此外，紫金农商行、甘肃银行、温州银行、吉林蛟河农商行等的资本充足率均在监管红线徘徊，亟待补充资本。

今年以来，商业银行启用永续债、二级资本债、可转债等各类资本补充工具缓解资本金压力，但市场对中小银行却不甚友好。“发行成本高，且发行后无人问津。包商事件之后甚至要溢价很多才有人询问。” 广东省一农商行董事长提到。

身处重工业城市，王进目睹了经济繁荣时银企的共生共荣，也正在经历银行无法雪中送炭的无奈。从大刀阔斧拉业务，到小心翼翼处置不良，他压力倍增。

由于地方支柱产业单一，植根本地的城、农商行的贷款集中度普遍高于同业，前些年的快速发展导致银行放贷暴增。一旦支柱产业出现问题，不良便会集中显现。这也是中小银行天生的脆弱性。

为了缓解不良压力，一笔贷款出现不良后，前期通过降息、免息等方式续作维持。若企业的还款能力进一步恶化，则通过调整结息方式拖延：从按月付息调整至按季、按年付息。

后期若企业彻底“缴枪”，如资金链断裂、停产，则必须通过打包处置、债转、核销，甚至政府主导介入等方式及时处置，“否则拖到最后处置难度更大，可能2-3折都拿不回来。”王进说。

但问题在于，核销指标无法覆盖不良规模，“甚至只是杯水车薪。”

假设该城商行分行的某笔贷款有1000万仍未收回，若打包处置能收回250万，余下750万则只能进行核销。“拮据”的是，该分行被分配到的核销指标总共仅为1亿元／年，“很难覆盖存量不良的规模，所以我们连核销指标都用得小心翼翼。”王进苦笑着说，这种情况下只能想尽一切办法，“要么拖着，要么让不良变形。”

比如，A企业在该行有500万贷款无法偿付，该行通过给B企业增加一部分授信额度，让其协助承担前者的不良资产处置。这种做法名曰“增信让利”，实际上是以时间换空间，暂缓不良的集体爆发。毕竟，腾挪和变形只是暂缓之计，中小银行背负的不良压力仍有增无减。

这只是中小银行实际不良状况的缩影之一。今年4月，审计署曾发布公告，去年我国7个省（区）的部分中小银行不良畸高，河南省42家银行中有12家不良率超20%，个别超40%；河北、山东等地部分金融机构掩盖不良资产金额达72.02亿元。

自去年从建设银行转至城商行工作后，李明一直在适应中小银行的生存与竞争环境。他用“惨”“难”二字形容这一年来的体会，在他看来，中小银行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还不到如何转型，而是如何生存。

王进告诉记者，今年该行仅零售业务、优质抵质押类业务、政府工程类业务略有新增，企业信贷业务不再新增。他透露，某大型股份行甚至计划将当地的对公信贷业务全面撤退，“一笔不留”。

包商银行、锦州银行及恒丰银行等风险事件的发生，某种程度上加重了外界对中小银行的担忧。

中小银行普遍陷入同业存单难发的困境。Wind数据显示，5月28日、29日同业存单认购率由此前一周的85%一度下降至不足50%，直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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